□ 呂煥春

宣傳思想政治工作歷來是我們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鮮明特色和突出政治優(yōu)勢，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早在黨成立之前，各地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就創(chuàng)辦了《新青年》《工人周刊》《勞動界》等刊物，普及馬克思主義思想。黨成立初期，便開始了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探索，創(chuàng)辦了《向?qū)А贰都t旗》《前鋒》《中國共產(chǎn)黨黨報》《解放》等刊物作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喉舌”，不斷推動中國革命的進步。1925年2月，中央制定的《宣傳部工作之進行計劃》規(guī)定：對內(nèi)應利用種種方法給予全體黨員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理論的和實際的教育，對外應利用各種機會使我們的思想能切實深入一切廣大的被壓迫群眾之中。

汾陽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20世紀初，美國基督教會在汾陽創(chuàng)辦了銘義中學、神道學校、崇德女校、汾陽醫(yī)院、廣智院等機構，當時汾陽還有公立河汾中學，而晉西其它各縣尚無中等學校，所以汾陽周圍各縣及陜北部分縣的學生多到汾陽求學，汾陽成了晉西文化中心，一批進步知識青年集聚汾陽。因此，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里，汾陽較早誕生了黨團組織，并先后組織創(chuàng)辦了《紅五月》《閃光》《華墻報社月刊》《銘義季刊》《真實報》《敵區(qū)烽火報》《敵情動態(tài)》等進步刊物，猶如“黑暗的中國社會的一盞明燈”，宣傳普及馬克思主義思想，啟發(fā)覺悟、動員群眾，作為與敵對勢力斗爭的重要手段，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強大的思想政治基礎。

大革命時期

1919年五四運動后，汾陽愛國學生開始覺醒。以李舜卿、武子程為代表的汾陽進步知識分子進而追求新文化、新思想，并開始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

1923年春，河汾中學進步學生李舜卿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汾陽成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社青團汾陽支部。1924年，李舜卿轉為中共黨員，汾陽進步知識分子武子程和銘義中學學生韓壽萱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秋，社青團汾陽支部改建為社青團汾陽特別支部。

1925年5月，上海、青島的日本紗廠先后發(fā)生工人罷工，要求改善勞動條件和提高工資。在這場罷工中共產(chǎn)黨員、工會活動分子顧正紅被槍殺，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5月30日，學生和工人群體發(fā)起了反帝大示威。當天，英國巡捕公然向南京路上手無寸鐵的中國民眾開槍，當場打死十三人，重傷數(shù)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中國人民的反抗情緒更加高漲，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浪潮迅速席卷全國，在全國形成了罷工、罷課、罷市的局面。在三罷斗爭中，中國共產(chǎn)黨積極創(chuàng)辦報刊引導斗爭的方向，打破輿論封鎖，進行輿論引導。1925年6月4日，《熱血日報》在上海創(chuàng)刊，發(fā)刊詞中宣告：“現(xiàn)在全上海市民的熱血，已被外人的槍彈燒得沸騰到頂點了……現(xiàn)世界強者占有冷的鐵，而我們?nèi)跽咧挥袩岬难欢覀冃闹泄挥袩岬难?，不愁將來手中沒有冷的鐵，熱的血一旦得著冷的鐵，便是強者之末運。”

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汾陽，6月，共青團汾陽特支動員各界愛國群眾成立了滬案后援會、五卅反帝運動會等組織，聲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爭。滬案后援會組織進步青年學生走上街頭游行示威，并先后創(chuàng)辦了刊物《紅五月》《閃光》開展宣傳活動。社青團汾陽特支還指派青年團員和進步學生返回故鄉(xiāng)組織、發(fā)動了離石、臨縣、孝義等縣的反帝運動。在這場運動中，汾陽又有一批進步青年學生入黨、入團。1925年初，武子程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25年夏，汾陽創(chuàng)建了呂梁地區(qū)第一個黨組織——中共汾陽特別支部。

《紅五月》刊物

1925年6月，共青團汾陽特支以學生會的名義編印刊物《紅五月》，以傳單形式到處散發(fā)，聲援上海工人階級反帝愛國斗爭，聲討列強和賣國賊?！都t五月》中寫道：英日逞強權，慘殺我青年；彈如雨，血如泉，人死奮空拳；尸橫大道前，此仇不共天；野蠻大和混，野蠻不列顛；同胞勿忘五月卅，“民國”十四年。

與此同時，汾陽銘義中學學生會發(fā)表《山西省汾陽銘義中學校學生會罷課援滬宣告書》和《山西汾陽銘義中學校對英日殘殺同胞第四次宣言》，聲援上海人民反帝愛國運動。

《閃光》雜志

1925年8月20日，汾陽滬案后援會創(chuàng)辦《閃光》雜志。創(chuàng)刊詞中寫道：“閃光之使命即是打倒帝國主義及媚外軍閥，因之工作便是：一、喚醒沉睡之民眾；二、團結散沙之民眾；三、指導能力薄弱之民眾”。團組織通過滬案后援會還編印了大批的傳單和標語口號。這些反帝、反軍閥的宣傳品及時地送往離石、臨縣、柳林、孝義、文水等地，推動了汾陽臨近幾個縣的反帝愛國斗爭運動，促進了呂梁地區(qū)黨團組織的創(chuàng)建和興起，在呂梁地區(qū)早期革命活動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

1930年11月，馮玉祥和閻錫山聯(lián)合討伐蔣介石的中原大戰(zhàn)結束后，馮玉祥寓居峪道河，所部西北陸軍軍官學校與警官學校合并，由開封撤至汾陽，更名為汾陽軍校，駐汾陽縣城文廟內(nèi)。同年冬，馮玉祥隨員余心清任銘義中學校長。余心清積極倡導民主生活，支持學生運動，多方設法籌集資金，創(chuàng)建銘中圖書館并購置了大批進步書籍，有《資本論》《辯證唯物主義》《國家與革命》《華蓋集》《吶喊》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魯迅的著作。銘中學子通過大量的閱讀，更深刻地思考社會，思考人生。一些進步青年從圖書館借讀馬列主義書籍解決了長期困擾自己的思想問題，加之軍校中的中共地下組織積極開展黨的活動，先后派人到汾陽醫(yī)院、銘義中學、河汾中學、峪道河小學等地發(fā)展黨員。此后不久，中共汾陽地方組織得到恢復（1927年中共汾陽地方組織領導人被捕，黨組織曾遭到破壞）。在此期間，銘中建立學生會，選舉學生干部；開專題討論，議論國家大事；辦墻報，討論人生，宣傳抗日。由銘義中學校學生會成立的“華銘社”，籌辦了《華墻報社月刊》和《銘義季刊》，在汾陽傳播革命理論?！叭A銘社”成立初期，由高中生李承文任社長，由初中生趙擎寰任總編輯。第一期華銘墻報為反日救國專號，主要內(nèi)容為聲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要求國民政府出兵收復失地，聲援全國學生的請愿活動等。《華銘墻報》受到學生的熱烈歡迎，成為學生開展反日大討論的一個重要陣地。之后，“華銘社”又出版《銘義中學季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評論文章成為創(chuàng)刊號的重頭文章。1932年春開學時，華銘社將刊物贈送全省各中學及外省有聯(lián)系的中學，擴大了宣傳面和社會影響。

供稿單位：汾陽市委黨史研究室

（汾陽市地方志研究室）